在美國讀書時，常常受到賢拜的照顧，一直覺得自己也應該照顧身旁的年輕人。以前雖然沒錢，還是喜歡招待朋友、擺闊，開始做博士後，開始有一點比微薄還多一點點的收入，更是喜歡招呼年輕的學弟妹。

回國以後，雖然副教授的收入不多，還是每個月分一半交給父母，自己留下5000元應付生活所需，其他的全分給好幾個社運團體。雖然可以分配的錢不多，每次示威遊行繳付捐款時，可能每次繳付的動作太過招搖，還讓很多朋友以為自己錢多多，不時有人主動勸募，表示本月額度已經出清，才發現自己比他的社運團體還窮。那

個時候，利用示威遊行的時候捐款、勸募，好像很常見，不是只有個人這樣招搖。很多社運團體負責勸募的志工，也會趁這個時間處理捐款勸募的工作，捐款、勸募就不用另找時間。

當然，年終獎金除了包紅包，固定給父母的一半可以自己保留、分配，因此回國多年手頭一直沒有太多存款。一直到有了小孩，爸媽才婉拒繳付的半薪，要我把薪水留著養小孩。

也是因為生活費突然增加、察覺教養小孩不容易，加上突然察覺自己其實很窮、至少比一些社團還缺錢，想東想西、想太多，出手才開始不像以前欠缺考慮，以為只要把錢繳付出去，之後就跟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。

國一寒假，年幼的自己曾在饒河街擺攤，房東讓自己在夜市出租攤位前，免費使用白天時段的攤位，下午四點多就得收攤。擺攤兩週，盈利大約5-6000，是當時副教授三個月的薪水。

擺攤雖然好賺，但是收入全被父母「存起來」，主要還是做生意需要像政客胡說八道、對做生意的好奇心已然消逝，之後就開始討厭做生意、對金錢有莫名的厭惡。

回國後，除了時常需要上街頭和老K的鎮暴部隊對抗，也積極投入各種社區運動，除了學校的各種議會積極推動教育制度的變革，也做過社區主委、社團的發起人、理事長。

以前以為社運團體都很窮，不小心被選為社團負責人，才發現社區管理費比我的私人財產多無數倍，有的社團雖然沒錢，居然有基金會寄生。社團負責人也要為社團財務負責，一再讓自己非常困擾，只能硬著頭皮把設法健全、透明化它們的財務制度，避免人為疏失造成自己和社團不必要的困擾。

對必須負責財務的困擾，又擔心社團窮到整天忙著募款、又擔心社團有錢到讓人感到很奇怪，也造成自己開始對擔任社團負責人躊躇不前、開始婉拒人家的好意與委任，儘管有人誤以為自己不再像以前一樣用於承擔、負責，還是不願希望受困金錢、財務的羈絆。